攝影、口述╱杜韻飛
執筆╱吳凱琳
牠並不特別，蜷縮在邊緣已破損的牛皮紙箱內，在牠之前早已有數不清的狗兒有著同樣的歷程，被莫名所以的送進收容所填單棄養。
可他又很不一樣，一早上班的收容所獸醫發現牠時，紙箱裡還放著一個藥包，牠脖上還繫著細心紮好的紅色小領巾，牠應該是被關愛的。
但，那張房地產廣告，很刺眼。一張天真無邪的孩童的臉，你仿佛聽得到他開心說著：「早點回家。」人們坐擁著華宅安身，狗兒卻委身隨時可能破裂的紙箱中等待著走向生命終點。
如果，牠不是被送進收容所，還可以去哪裡？
因個人拍攝流浪動物臨終肖像計劃，而有機會參與流浪動物安樂死監督作業，這樣的棄養景象，不曾少過。現在，更是變本加厲。人類總是如失憶般，一再被恐慌的情緒綁架，自疫情爆發以來，這座島上的流浪動物便因為這個被不當污名化的疾病而成了祭品。
根深蒂固的 「人類優先」意識形態，讓人面對動物時，永遠容忍不下「平等」。赫胥黎曾說：「文明人與動物之間有巨大的鴻溝，我比任何人都更為深信；我們尊崇人類的高貴，不會因為知道人在實質上、在結構上與動物一樣而消滅敬意。」
我們選擇對自己與動物之間的相同起源視而不見，卻將自以為是的階級強加於生物世界。正如同人類歷史不斷上演著族種族歧視的悲劇，物種歧視也一直未曾缺席過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所謂的「萬物之靈」，往往成了加害者。
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倫理學教授彼得．辛格（Peter Singer）在《動物解放》（Animal Liberation）書中說道：「即使動物已經不再完全被排斥在道德領域之外，牠們的位置仍然侷限在接近外環邊緣的一個特區裡。僅有在牠們的利異未與人類利益衝突時，這些利益才能算數。一旦利益出現衝突，動物的利益立即被犧牲。」
然而，意識形態僅是源頭。談動物保護、動物權利、動物福利，必須時時告誡自己，因為當中牽涉太多面向，有太多盤根錯節的未解難題。
拍攝流浪動物三年多時間，即便我自己，也曾面臨道德的掙扎與質疑。影像中已逝的存在，暴露了最不堪的事實；但那不堪的事實，成了這作品為何存在的爭執點：你如何能面對臨終前的牠按下快門？
我不時想到那隻綁著紅領巾的狗兒，但我一直未曾公開這張作品。這作品自身有很多故事可說，但該怎麼說？
那只牛皮紙箱中的狗兒，牠的飼主，究竟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，必須放棄飼養？因為知道這間收容所在這一天將執行安樂死，可以讓病重的牠，用一種或許比較人道的方法早些脫離痛苦？如果這一天，收容所恰巧沒有執行安樂死，那麼這隻狗兒的命運會是如何？ 如果不送到收容所，還可以送往哪裡？還有什麼方法，可以幫助病重的牠脫離苦痛？
倘若撇開對於棄養的情緒化泛道德批評，追根究柢，棄養的發生其實反映的是整體環境與制度的不健全。
然而，動物沒有能力用投票表達意見、沒有能力上街抗議爭取自身的權利，只有我們人類能為牠們發聲。若非我們總驕傲地抬著頭面對自身以外的其他物種，而是低下頭謙卑地平等對待，我們與動物之間，是否早找到了最適切的相處模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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